林语堂：信仰，是约书亚还是孟姜女？-复见斯人-财新网

北京，绵延五千年历史的故国之都。

它有着黄色的宫殿，有着褐赤色的庙墙，还有湮灭在历史沙尘中的蒙古骆驼。长城巍峨，明冢孤寂。

这一切，都映照在1916年的中国，那个林语堂刚刚来到的北京。

1916年，刚刚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林语堂，千里奔徙来到北京清华大学担任教职。作为在基督教家庭中耳濡目染了整个童年的基督教徒，面对眼前的一切，他的心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不禁说出：

“这就是中国，真正的中国。它是无神论的，有无神论者的快乐和满足。”

这或许是林语堂追寻信仰的一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

“为什么我必须被剥夺？”

1985年，林语堂出身于闽南漳州一个传教士家庭，父亲是虔诚的基督教传教士。他在极年幼的时候，就在浓郁的乡村基督教氛围和父亲的榜样作用下，学会了要在吃饭前感谢上帝的赐予。那时的他不去考虑上帝是否能够永生这样的问题，因为在他眼里，基督教拥有极大极广泛的爱。这时的父亲，就是他年幼信仰的最好榜样。事实上，身为传教士的林语堂的父亲，不仅在村中宣扬教义，也是村里的争端的协调人，诉讼的律师，困难的支援者。

鸿蒙初开的林语堂，发现了基督教爱的存在，并且跟随着众人一起亲切、喜爱他的父亲。

这样不自觉地浸染在基督教爱的氛围中的林语堂，终于在1912年，追随他的父亲，进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院，准备全身心献给主，成为神职人员。然而，大学的教育在培养他成为一个有着西方眼光、赞同新学的进步人士的同时，也催生了他心中对于基督教教义与理性科学相悖之处的痛思。他终于开始认识到，童女是不可能生下圣耶稣的，耶稣死后也不可能肉身升天。

这一切，都让他开始走上一条异教徒的道路。

大学毕业后，林语堂来到北京，经历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因而他感叹：

“任何中国的洗衣工人都比我更熟识三国时代的男女英雄。”

他从北京这座凝聚中国传统文化至深的古城身上，反观到了他童年没有意识到的民族性，仿佛突然间就从被基督教保护和禁闭的小世界中跳了出来。他发现了中国文化的根基原来是这样的，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原来是这样的，这一切都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有趣的是，林语堂早在童年的清教徒启蒙教育中就知道约书亚带领的队伍曾经用角声吹倒了耶利哥城的城墙。然而直到那时，他才惊然发现，原来“杞梁的寡妇因发现丈夫被征筑长城而死，流的眼泪融化了一大段长城。” 当时的他心情十分愤怒，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为清教徒对一个中国孩子所作的“好事”而感到愤怒，因为这等于是被“骗取了民族资产”。

“身为中国基督徒，移进一个我们称为真正的中国的世界里面，敞开了他的眼和他的心，他就会被羞耻感刺痛，面红耳赤，一直红到耳根。为什么我必须被剥夺？”

因此，青年时代的林语堂，在城墙根下背弃了基督教，成为了一名彻底的异教徒。

“尘世是唯一的天堂”

这句话，对有无宗教信仰的人来说，都是震撼的。

中年时代的林语堂更被认为是人道主义者，从他这句掷地有声的话就能明白地看到他睿智而清醒的入世哲学。此时的他已经从海外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归来，在北京大学任教，可以说真正的学贯中西，无论对于西方思想还是中国哲学都有深刻的认知。

林语堂言辞犀利地说，根本没有“永生”也没有“天堂”，只有“尘世是唯一的天堂”，因为人类的理性光辉足以让人类短暂的生命充满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决断。时年40岁的他追随着这样的理想，写下了著名的《生活的艺术》，他认为人并不需要彷徨、恐惧、忧虑与失望，只需要快乐地生活好每一天。同时，人也不需要主或者任何神佛的爱，也不需要求来生求永生，因为人们理性的自性的爱已经足以温暖现世的岁月。

1927年大革命失败，林语堂在人们盲目热情退却后的大荒漠中却能理性地思索。他没有继续曾经坚持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选择了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更多阐释和演绎。这一时期的林语堂，让中西文化保持了一个美丽的平衡。同时，他也选择了一个了不起的切入点，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立足最深的儒、释、道出发，进一步挖掘演绎出了“中国的人文主义情怀”——乐观、豁达，对生命与自然充满热爱。我们可以说他游走在儒、释、道之间，却又不能说他是儒家、佛家、还是道家的拥趸。他所相信的，已经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塑造的中国人自身的爱与理性。

此时的林语堂，已经完全摆脱了基督徒的影子，甚至几乎站到了基督教的反面，成为了彻底的异教徒。而他选择人性理性和人文精神作为指引的信仰，也同样指引着那个时代许许多多的人。

“我回家了”

“历史上也没有人能说出如此美丽的话。”

林语堂的这句话，是晚年对耶稣之语的赞美。

崇敬着、追随着林语堂的一代人们，也许很难相信，坚信人道主义且凭此深切影响了人们思想的林语堂，到了暮年，竟然又重新回到了主的怀抱。

晚年的林语堂，也经历了人道主义理性所不能解释的困境，然而此时的他已经能够不带偏见地、朴素地描述信仰对于他的影响。一生在思想与信仰中追寻的他，终于选择了在古稀之年，回到那个曾经照亮他童年的宗教生命，用简单却美丽的语言阐释无与伦比的基督教的爱和温暖。

与林语堂携手一生的夫人终身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一种说法是林语堂在陪同妻子去教堂听讲的时候，重新发现了基督教大爱的美。然而，人们更倾向于认为林语堂这样的转变，与他一生的信仰心路有着密切联系。

在暮年，他被基督教的爱和美重新感动，也让人们感动于他对基督教的真心赞美。他感叹耶稣的怜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23：34)”；他也赞叹耶稣的微妙玄通，“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太18：5)”。为此，他受到了深深的触动，发自内心地赞美道：“耶稣的世界，是阳光下的世界，我们都愿走进这个世界。”

1959年，年已74岁的林语堂，重新皈依基督教。

林语堂一生，从一个基督徒成为了异教徒，经历了儒、释、道的阐释，找到了人道主义的道路，到了晚年，完成了一生的信仰探寻后，又回归了基督教徒的身份认同。他走的这条路充满了人们的敬仰与追随，也充满了后人的不解与争议。但是他一生对于信仰的追求，面对自己的纯净之心的坦诚，依然与他的文学成就一样值得我们仰慕。

最后，对那些纠结在他信仰问题上的读者说一句——

林语堂这么说过：“老子和耶稣精神上是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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